民国二年（1913）横山县上演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围绕抗铲烟苗引发的悲剧。现根据参与者1962年7月17日76岁老人郝生寅的口述，将这一事件的发生、经过和最终结局，特整理录后。
　　一、禁烟令的出台
      袁世凯篡政建立北洋政府后，开始推行他的“新政”，并将禁烟事项也列为其“新政”的主要内容，陕西军政当局对袁世凯政府的禁烟令奉命唯谨。民国二年初，设置了“陕西禁烟督办”，拟定禁烟办法，并将禁烟一事列为要政之一，把禁种烟苗列为首要措施。同时号召全省各县的军政人员一致协同办理，在限期内将烟苗禁绝肃清。
　　二、铲烟计划的组织实施 
       民国二年，横山县知事李世英（字迪生，湖南湘阴人）接到省上铲除烟苗的命令后，即刻组织讨论和部署铲烟计划。他为了邀功请赏，还决定亲自出马，巡行到各地烟区一一加以铲除，并打算只要榆林所派委员一到县，就立即开始行动。旧历五月初，榆林所派委员师汝霖（又名师澍霖、师雨亭，榆林人）与巡防队带队人高增道等率领四十多人来到横山县府，并当即和李世英等商讨铲烟的具体步骤和办法。当了解到群众有反抗铲烟的准备时，他们深恐自己所带的巡防队不足以应对群众，所以临时决定又在横山县当地召募了四十余人，组成了为数八十余人的武装铲烟队，同时还确定了行动路线和行动时间。立即展开了他们的铲烟行动。
       三、阳鸿台初受挫折
　　旧历五月十二，李世英、师汝霖、高增道等带领县府三班总头子刘贵元、书办张三秃子以及规模浩大的铲烟队，初到的地方是阳鸿台（今归靖边县所辖，时为横山县治地），面对成熟的烟苗，他们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毫无顾忌地实施铲苗，烟农看到收割在即的烟苗被这些不恤农艰、横行霸道的官员胡乱铲倒时，痛心疾首，愤恨之情陡然而生，当即群起惊呼，奔走相告，顷刻间阳鸿台附近的农民都蜂拥田间地畔，誓死要保护住自家即将收获的烟苗。此刻，一个领头的农民叫周三（辛亥革命时，曾参加过地方民团，孔武有力，胆大勇敢。其弟兄五人，都居家务农，在群众中的威信都很不错），他首先跑到县知事李世英和禁烟委员师汝霖面前，要求政府人员顾念民艰，不要执意铲除。可是铲烟队自恃人多势众，又有武器弹压，哪里能听得进去，他们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出口伤人，恶言相向。特别是高增道、刘贵元和张三秃子等，这些平时倚势欺人的家伙，居然对群众进行肆意辱骂。烟农们见已无理可讲，便不约而同地拿起锄镰镢杖，怒目相持地站在地头，抗拒铲烟。与此同时，消息已经传到了距阳鸿台三、五里以外的外村，外村农民一听说阳鸿台发生了铲烟事故，纷纷赶来助势，人越聚越多，这无形给阳鸿台的烟农增添了气势。面对如此不利形势，原以为有铲烟队就可以吓唬住群众进而顺利完成计划的县知事陷入了深思：如果激怒群众，一经动手，他和他所带领的铲烟队，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不寒而栗，隧令停铲。高增道、刘贵元和张三秃子这些，一看情形如此不妙，面面相觑，再不敢穷抖威风了。骑虎难下之中，经交头接耳商议后，随即令铲烟队向波罗堡管辖的地段移动。他们认为“此地铲不成，别处还可以打缺口”。
        四、波罗堡再受挫折
　　波罗堡河北诸保是当时横山县大烟所种最好也是最多的地方，这里的农民将一年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烟田上。县知事曾一度设想，如果能在这个地区顺利实行铲烟计划，那么别的地方就迎刃而解了，这样他原定的“走一处，铲一处”的计划，就可以逐步实现了。因此，当铲烟队在阳鸿台受挫以后，李世英、师汝霖便带领他的铲烟队偃旗息鼓，垂头丧气地向波罗堡转移。可没想到，在行进中竟然发现周三带领一部分人紧跟在他们后边，李等心中更是忐忑不安，产生了想转回县城的念头。但想到事情还没有办，回去不仅有失政府威信，而且也难以向上级交待。思来想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向波罗堡移动。当天后半晌，他们终于赶到了波罗堡，因疲惫不堪，便住进了商号和旅店。晚上，又对翌日的铲烟行动计议了半夜，方才落枕而睡。可令他们万万没有料到，阳鸿台群众的抗拒行为已成为波罗人发难的榜样，在他们进入波罗堡不久，一场声势更大的抗拒行动正在酝酿之中。
　　在波罗堡，带领群众抗铲烟苗的人，名曹二黑子，这个人是清末的一个武秀才，因为眼睛发红，也叫曹红眼。波罗堡哥老会辛亥革命起事时曾自组民团效力。当他得知县知事、禁烟委员率领着武装铲烟队要来波罗，而且后面还跟着阳鸿台的一些群众时，就预感到铲烟队要在波罗堡实行铲烟行动。于是，经与周三打听和联系以后，便立即开始发动群众。天黑后，他就组织了一千多人，每个人手里都持有各式各样的武器，有的还把辛亥革命时期留下来的土炮也抬了出来，要坚决和铲烟队拼干到底。
　　五月十二的这个夜晚是不寻常的，不仅波罗堡做了进行斗争的准备，而且不少波罗堡附近村庄的群众闻讯后，也都纷纷向波罗堡赶来，包围了波罗堡。进入梦乡的铲烟队人员被轰鸣的炮声和群众的喊杀声惊醒了，他们不仅发现这里的形势比阳鸿台更坏，而且他们已经陷入了群众的包围之中，他们除了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外，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铲除烟苗的计划和希望霎时成为泡影。
　　五、响水堡更加狼狈
　　鉴于波罗堡的不利情势，铲烟队只好放弃波罗堡的铲烟计划，向另一铲烟区——响水堡转移。可在向响水堡行进的途中，遇到反抗铲烟的人更多，有的群众竟点着土炮向他们袭来，虽无子弹伤人，但震撼山谷的炮声和响彻云霄的喊杀声使铲烟队的官兵们都胆战心惊，特别是反铲队喊出了要杀师汝霖、高增道、刘贵元和张三秃子的口号，令这四个人浑身打颤，其他随员亦不寒而粟。因此，他们有转回县城的想法，但由于后面跟随的群众很多，故又不敢回去，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向响水堡移动。日落西山时，铲烟队踉踉跄跄地进入了响水堡。紧接着从四面八方奔来的群众也潮水般地涌进了响水堡。放眼一望，黑压压的人群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等到最后包围了响水堡时，估计最少也在万人以上。
　　铲烟队进入响水堡后，先将八十多个铲烟队员分布在街道内外，以备有事时进行抵御，而带队的县知事等则下榻在店房和铺号，又对次日铲烟的事宜进行了计议。
　　十三日晚，声势浩大的群众队伍很快进入了街巷，里应外合，并获知了李世英等人的藏匿之所。群众中有人主张用土炮将这几家商号、旅店轰塌，把这些贪官污吏压死在里面。但响水堡的群众不同意这样做，所以形成了一个暂时相持的局面。此刻，铲烟队的官兵们刚进入梦乡就被断断续续的炮声和继之而起响彻云霄的喊杀声给惊醒了，吓得乱成一团，不知所措，无计可施。这时，巡防队的下级军官余天祥，虽然也吓得胆战心惊，但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敢，为了给李世英们壮胆，他摸了摸自己配带的手枪，主张使用武力，吓唬吓唬群众。然李世英连连阻止，因为巡防队从榆林来横山的时候，每人只配带了五发子弹，哪里敢和群众打拼，余天祥说这种大话，显然是对铲烟队的生命不负责任。思虑再三，李世英想到还是请出当地的绅士出面解围为妥。不料，计策刚定，便有人报告说群众已打死了六名巡防队员。李世英一听，吓得急忙跑在店房后面，钻在马槽下躲起来；师汝霖也钻进了店铺里的柜子；高增道隐藏在商号的顶棚上，吓得拉出了屎。这一夜，对于铲烟队的官兵们来说，实在是一个难熬的夜晚，他们整晚都失魂落魄，迫切等待天明。
　　六、请出绅士平息事态
　　铲烟队惊恐地熬过了十三日晚，翌日早上，他们只好请出当地的三位绅士出面斡旋调停。一是前清拔贡曹子正（号曹瑞卿）；一是当地有资望商人邓嵩山；另一位是响水堡小学教员郝生寅。三位调停人士受县知事委托与群众代表进行磋商，群众代表提出四个条件：（一）关于种烟的事，以后保证再不种了，而今年即将收割的烟苗，绝不能铲除；（二）双方在冲突中打死的六个巡防队员，群众不抵命或者赔偿；（三）县知事、禁烟委员以及带队人要在响水堡滞留一个月（事实上是软禁，怕他们回县后有变卦，不能收烟），待烟苗收割后一同回去；（四）如违犯以上条件，群众再闹事，责任归咎于公家。
　　县知事及其随员害怕事情继续闹大，同时也为保住自己的性命，也只能暂时答应群众提出的条件，并在作保人的监视下在调停书上画了押。群众这才肯罢休，十四日下午就回到了各自的村庄，准备收烟苗。
　　七、震怒观察使，秋后来算账 
        经乡绅调解，并在调停书上双方都画押签字后，响水堡地区的群众总以为抗铲烟苗的事件就此解决了。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官方是不会守信的，不会善罢甘休的。知事李世英在响水堡约住半个月以后，因上级机关怪罪他处理不当，损坏了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被革职转回了西安。至于禁烟委员师汝霖和巡防队带队人高增道等回到榆林后，因咽不下在横山连遭围攻的那口气，就向陕北观察使崔云松先后禀报了此事。崔云松得此报告，大动肝火，便一再给响水堡的绅士下令，要他们把闹事的人调查清楚，赶快上报。同时还给省上报告，请求调兵进行镇压。除此之外，卸任的榆林府知事高幼农以地方大绅的资格给响水的绅士致信胁迫交出闹事的群众首领。在此期间，杨芳村（陕西平利县人）新接任横山县知事，在就任前，他受上峰面谕，要他一经接任必须对此案严肃查处。杨一到县中，就立即派人在暗中到处访查，结果查出了闹事的四位首领：师凤仪（横山县城附近人）；白忠清（响水堡内人）；邵振清、王三达（二者均为波罗堡人）。并当即派人一一拿获，至于其他小头目大部分亦被查获。经过严讯，即押解榆林观察使署。经严审查明白忠清为主犯，崔云松决定杀之以儆众。就在这关键之时，因高幼农和榆林巡防队副管带申凤台有交谊，故由高授意申向横山绅士示意可以用钱赎买。及此，响水堡绅士曹子正、邓嵩山、郝生寅一再奔走营救。结果令白忠清拿出一万三千两白银才免于一死。银子是交由申凤台交公的，后来听说申凤台只将九千两交到观察使署，崔云松用这些银子抚恤了消防队六个死者的家属。至于下余的四千两哪去了，就不得而知了。    再说这一万三千两白花花的银子，虽以白忠清名义交付公家，但它却是由群众集资的，因半个月后群众已收割完了烟，大家手里有钱，就你凑我凑，凑足了这笔款，从而救了白忠清的命。师凤仪家资差些，但仍出了六百两才得以释放。王三达和邵振清因出不起钱，结果狠狠地各被责罚了三百棍子后才准其回家。其他小首领，有的被押，有的挨打，有的出了三、二十两或三、五两银子，皆无幸免。    崔云松罚办了上述这些人以后仍不满足，一定要杀一人以儆众。因此，杨芳村捉拿到了周三，报请崔云松发落。后经崔云松批准，于民国三年（1914）旧历三、四月间枪毙于横山县城。周三的弟弟周四，一听说要枪毙他的哥哥，也立刻吓死在家中。至于曹二黑子，自闹事后就逃往他处，又因家贫如洗，追捕他的人觉得没有油水可捞，崔云松虽一再严令追捕，但终未弋获，且杳无音信。
　　抗铲烟苗事件结案之际，榆林巡防队管带郑庠（即郑思诚）带着几十个巡防队员到了横山，将响水堡的绅士召集在一起，大加训斥，并要绅士们保证今后地方禁绝种烟。绅士们在武力威胁下，向郑庠立了一个书面保证，算做甘结。郑庠拿上甘结回到旅店，适逢井岳秀也于当晚住在这家店里，郑将甘结拿出请井阅看，井看罢讥笑着说：“这叫什么保证，这是绅士们保证他们不种，并不是保证群众不种，你弄了一气，又有何用！”第二天，郑庠跟随井岳秀回了榆林。至于那份甘结，因为没有什么价值，故丢在了旅馆，没有带去。至此，横山群众抗铲烟苗的案件，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八、官方商议善后事宜
　　井岳秀返回榆林后，同观察使崔云松召集陕北各县知事商议了善后事宜，他们认为此次铲烟苗行为不在时令，若将烟苗铲除，农民将无法生计。因为铲了烟苗再种粮已过农时。此外，地方政府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向上级及时反映，便派员以武力铲除农民将要收获的烟苗，致使群众反抗造成流血事件，应引以为鉴。同时决定布告安民，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已被铲除烟苗的农户免交赋税，未被铲除的农民自行收获，但以后再不容许种植烟苗；二、招抚逃离农民返乡安业；三、不许迷惑群众组织神团，并从此停办民团。至此，陕北抗铲烟苗的事件最终结案。
　　九、抗铲烟苗事件原因之思考
　　抗铲烟苗事件虽然早就了结，但它的教训却是沉痛的，至今它仍然值得我们去深思。在案件终结前后，由于人们的审视角度和所站的立场不同，故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鉴此，当时的有识之士们就客观、全面地分析并总结了事发的原因。首先，事发之前，也就是陈树藩督陕的数年里，开放了烟禁，并规定每年都要向农民收缴烟税，所以不少烟民习以为常，不知所措，照常种植，这是其一；其二，由于禁种令下达迟缓，以至这一禁烟令下达陕北横山已是旧历四、五月之时，将届收烟时期，种烟农民鉴于既未种粮豆，又要铲烟苗，如果把将要收获的烟苗遵令铲除，不仅烟税无从完纳，而且日后的生活更成问题。于是便以铤而走险的心态聚众反抗。其三，以横山县知事李世英为首的铲烟队不讲策略，事先又尚未深入调查和进行广泛宣传，更未宣告豁免烟税，致烟民顾虑重重。其四，就在横山县正组织铲烟队将要开始行动的时候，榆神两县群众反对铲除烟苗的高家堡事件发生了（据传有一两千人包围了高家堡，并杀了县长、委员和团总），消息很快就传到横山，种烟最多的乡村如阳鸿台、波罗堡等处的农民在其影响下，产生了逆反心理。此外，从官方铲烟计划的组织实施情况来看，其疏失亦不少。尤其是他们对群众观念太差，即视群众为草芥，对群众的利益、疾苦和合理诉求根本不予考虑，严重地脱离了群众。铲烟计划的实施，完全依仗的是他们的权势，这不难看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提高群众的觉悟才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由于上述多方面的原因，致使群众产生了对抗情绪，使官方组织的这次铲烟苗行动处处碰壁，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们认为这一事件是穷苦农民为保护他们即将拿到手的利益的共同斗争，而不是什么以神道设教的“造反”或“民变”。据此，官方也在善后事宜中客观公正、实事求地分析了铲烟苗事件爆发的原因，同时也深刻检讨了他们的过失并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