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烟鸦片在横山
　　鸦片又名大烟，俗名洋烟，为未成熟的罂粟果乳汁干燥凝结而成的棕褐色干膏状物。罂粟原产南欧，为两年生罂粟科草本植物，花玲珑多彩，发微香，一度曾为上流家庭观赏用之。鸦片的主要成份有吗啡、可待因、罂粟碱、那可汀，其中吗啡含量为块剂的10——20%。有止泻、止咳等功能，疲乏劳累、浑身疼痛，也有一定疗效，吸食时会发出强烈的香甜气味，使人产生一种欣快感，服用一次或数次以后，会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药物依赖感，被迫加大使用剂量，以至成瘾。
　　十七世纪英国完全占领印度后，大量在印度种植鸦片。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对中国的鸦片输出。毒烟鸦片通过多种渠道深入内地。横山（时称怀远）虽系内陆僻壤，但在嘉庆、道光年间就有清廷官兵换防时输入鸦片。（1999年波罗人饮工程实施，在开挖近200年历史的清中协副总兵署耳房地基时竟有烟具出土）吸食者先从戍边官卒、豪强地主逐渐普及到一般富户、五色艺人。吸食鸦片迅速成为与嫖妓、赌博同在的一种最为严重的社会公害，成为诱惑人们走向堕落犯罪破产的媒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烟禁大开，县内更由吸食贩运发展为种植外销。有可靠材料证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本县怀远、波罗堡就有了一定规模的烟市，烟市的老板收烟的地点集中在无定河流域的湿地村落里。无定河上游的巴图湾、海流兔河流域的石坊湾，无定河东段的党家岔、杨家口子都有固定销烟的农户。清末波罗城北的硬条梁河沟、芹河口、王林湾、元大滩，民国初县城郊关园峁、邵家洼，县西北的石墩墙、王阳畔、红墩界，黑木头川的殿吉寺，韩家岔都有过种植鸦片的记录。至今有民谣“三亩那个园园二亩田，留下一亩种洋烟；三亩洋烟二亩瓜，害得咱百姓没活法。”（《横山县志》大事记）也载“1851年县境内始种罂粟，鸦片泛滥成灾，乡民不少吸毒，官方牟取暴利。”（《横山县志》民国本）载“沙漠边地向系产烟最盛之区，晚近禁令，纲纪稍驰，种者颇广、固之民间吸食者亦不少”。民国十年（1921年），波罗镇纳林河的李生林的一家种植500亩，常年雇用鸦片加工师，割烟季节要集中上百人上百把刀同时进行，装运乳汁都是专门加工的木桶。入夏“一出边墙，即可看到非常广阔的烟田，县北肥沃的土地中，一片片的鸦片烟苗，已盖在土上发出青青的颜色，有许多妇女和小孩，正在耘除鸦片地上的杂草”。在历届官吏的“栽培”下，横山长期成为全国主要的鸦片生产地和消费地。无定河流域及河北的水滩地区，尤其雷惠渠竣工后的受益区一度成为陕北驰名的鸦片产区。横山虽贫穷，然所积存的鸦片可供全县用很多年。
　　吸食鸦片的烟具有：油灯、盘子、猴儿头（磁葫芦）烟杆、烟嘴、签子、勺子、烟钵，平常的烟具多用铜锡包面，富户的烟具多用高等木料且镶金嵌玉，豪华瑰丽，为珍品少见。山西太谷产的铜灯，本县麒麟沟产的石墨盘，山西忻州产的漆烟盘，榆林产的银头、铜箍、玉嘴烟枪均为当时流行上等烟具。有几匹走马，甚至几链骆驼才能换来一套的。而为数众多的三流烟民则只是纸罩瓷灯竹木吸杆这些下品烟具了。堡镇村落一般家庭一户二三副，个别家庭人手一副，还要留一杆待客。在怀远、波罗、响水、石湾这些人口集中的堡镇，有五副以上烟具的家庭并不乏见。1990年波罗一家旧时大户清理一百多年前的地基时，未曾挖到铜子一个，却有几副烟具重新露脸。这些在今天作为稀奇珍藏的物件，在那个时候却普通的象一只寻常的饭碗。然而，就是这些寻常之物，却演绎了许多灾难性的故事。
　　吸食鸦片与吸其它烟不同，吸食者躺在炕上，将烟盘摆在坑上，灯点着，戴上灯罩放在盘子里。头枕枕头，架起二郎腿，一边烧一边抽，吸时发出“卖地、卖地”的响声，前紧后缓。抽了头次，再抽二番三番叫做翻灰。达官人家里备有烟塌，客人来横塌一卧，吸上几口竟成了一种时髦的招待。一般富户，还辅以浓茶和水烟袋。抽上一口洋烟，品上两口红茶，名叫“水推云”，抽洋烟和吸水烟轮番进行，又叫“云攒雾”，即时普通的农户，也有不少人吸食。由是烟具无家不有，大小烟铺林立，城乡到处开有烟灯里弄民居到处可嗅烟味。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二三相好，三朋四友，一齐吸食。一盏烟灯，你躺下，我坐起，你烧我抽，我烧你抽，从早到晚，吞云吐雾，好一番享受。炎夏城镇吸食者居然在街院里弄铺上沙毡，细细品味。初夜之后，星星火点，时起时伏，形若鬼火。官场商场，婚丧喜庆，大小角落开烟灯成了家常便饭。抽的多寡、等级优劣、烟具豪简都成了衡量贫富、大方与吝啬的尺码。官场赏赐相好赠予也多选用烟具。婴儿呱呱落地后，即在鸦片烟雾里成长，因此，孩提之时即能吸食，不吸烟便会夭亡。“妇女之有鸦片嗜好者，更随地有之。常有嗜好而受孕之妇女，其胎儿在腹中即中烟毒，脱离母体之婴儿，往往必须用烟气喷面之后，始知啼哭！吸食鸦片在官场市井城镇乡下居然成为最普通的社会现象，异态纷呈，形成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一百年中县内的一道奇特风景线。
　　种植与吸食同步，又伴着鸦片与粮价悬殊，金银与烟价失衡，加上官吏纵导，鸦片这种毒品居然在民风淳厚的偏隅小县无节制地泛滥起来。20世纪20年代，横山禁烟局向每家烟店每日抽捐2－5元，烟价之低廉时每两只需1元，因此，男女老少人人吸烟，烟民占总人口的50％以上，鸦片成为最普遍的应酬品。尽管如此，鸦片仍然供过于求，因此大量运往山西等地。民国十六年（1927年），全县近8万人口中就有2万人吸食，日消耗1百余两，月3千余两，一年超过3万两。时鸦片粮食的比价和产量是：一两鸦片换五升米，或两块银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发展到一两换三斗米，一斗米五块银圆，一块银圆兑四五吊铜钱，一亩地产鸦片三四十两至一百五六十两不等，一亩地种粮只可收三四百斤。县城李荣祖言他父亲居然在二分水地上产鸦片24两，产值超过种粮食作物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时一个上等公务员的年工资是四石三斗二升米，尚于14两鸦片价值相当，这一阶段县域内种植总面积在2万亩之上，鸦片纯货产量达百万两之多，政府按种植面积摊派烟亩税，县府的收入80%来自烟苗和鸦片经营税。由此产生畸型的商品交易，鸦片一度成为金银的替代物，作为货币直接在市场上流通，鸦片交易成了县城的中心贸易。县城堡镇大小字号都有经营。城乡屯落穷富人家均有贮存。烟铺老板将鸦片熬制成膏状，用两块小木板将烟膏搓成厚3毫米宽8毫米左右的烟条，再将烟条切成1.5厘米左右烟棒，然后卖给当地的瘾君子吸食，每个烟棒卖1百文，以后发展到3百文，烟棒紧缺时每棒竟卖一块银圆。县城普通商号“昌盛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每月往山西贩一次烟土。每次不少于120包，每包不少于8市斤，年经营近万斤，经营本钱大多来自官吏的垫货。波罗“永兴隆”字号也以经营鸦片骤富，极盛时期元宵节庆典用大笸箩装鞭炮在屋顶上狂放数刻。利益的驱使，烟商们低价从甘肃、内蒙偷购鸦片，然后再发送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牟取暴利。各地客栈住满了令时人青睐的烟商，店老板不再屑于囤积多、过手少的羊毛贩子，故有留传至今的“羊毛占店”之戏语。膨胀、浮躁、变态了鸦片市场，曾给这个小县以虚幻一时的繁荣，又作用和反作用着县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伦理，也为军阀官僚横征暴敛、起访贩私创造了先机。时号称“陕北王”的军伐井岳秀及其后继，均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每亩地除交烟亩税10元银币外，还要交附加税10至20元。如不种鸦片，照收“白地捐”，并与烟商勾结处心积虑地制贩鸦片、征收烟财，并将此举作为抽税筹饷扩充实力的手段。更有甚者，还武装走私“跑龙套”“截散户”进行盗匪式的鸦片交易．与此同时，在流通中“黑吃黑”、强食弱的案件也多了起来。本县雷龙湾的雷聚齐就是截获井岳秀帐下楚某走私的鸦片而被井擒、为井所用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掺杂使假步趋而随，鸦片中掺２0％的面筋、豇豆汁糖萝卜膏作底，视为标准，５0％的掺兑，视为“底半”。故有“倒三七”甚至掺假更多的成烟充斥市场。欺诈交易使鸦片价格大起大落。1936年“昌盛祥”贩往山西的万余两鸦片被“调包”，本字号因此遭遇了覆灭之灾，波罗柳登祥言，1948年他父亲用560斤铜钱换了二两八钱鸦片，这些铜钱若是在1927年，足可以买到28两鸦片。“昌盛祥”（后称“新盛祥”）倒闭后分别以一两银子和一两鸦片顶了一百两和五十两的两笔贷银。因鸦片行情常变，一夜之间骤富和破产者比比皆是。经营者之多、范围之广、涉及之多、影响之大超过了旧时县内任何一项贸易。鸦片“鬼市”长时期在全县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
　　鸦片有强烈的兴奋作用，吸者觉得神气清爽，进入鼻孔以后，即象飞进大脑，并引发一种令脑快要爆炸的感觉。消解殆尽，代之而起的是身体进入了一种无以言表的状态和一种超凡的幻觉里。但不一会儿，就会产生乏力、打哈欠、肌肉痉挛、四肢抽搐等现象，然每次间隔时间就会有万蚁啃骨万虫钻心万蛆吮血万针齐扎的奇痛怪痒。（笔者曾听一个停吸55年的吸食者讲，他至今谈起鸦片，那种镂肌铭骨馋涎欲滴的感觉还异常强烈，可见烟毒的隐蔽性、顽固性。）瘾癖所致，只得续抽，直至家财散尽，人道沦丧，销尽元气，成了耸肩曲背人称为“洋坛”的死活人，这种例子在晚清、在民国举不胜举。响水堡X铁锁是一个拥有土地三千垧，其富无比的大财主，鼎盛时曾在小沟子沟村修了一道小街。当地旧有民谣：“干了无定河，穷不了X铁锁”。
然而就是这个“穷不了”，因嗜烟无度，坐抽山空，后落了个贫无立锥之地、辗转行乞异乡、冻饿交迫而终的下场。县城富商冯宗荣，染毒卖完家产后卖了妻子，至今尚有“冯宗荣瘾难活，推上车车卖老婆，老婆卖了三两三，想起老婆不得活”的口传．县内有一大户，先前过事曾银撒路，后来因成瘾者众，家计日见窘迫，先典当家具，继而卖地卖产推磨打短。沙坪沟有一王姓财东，曾以玄技暴富并自诩“王家穷了除非芦河水干了”，然言不经年，嗜烟成癖，倾家荡产，沿街乞讨，在饥寒交迫中死于狐儿子湾，元坪一石姓财主吸食成瘾，妻亡子散后入庙混食。响水堡一名绅之子烟毒成癖、形销骨立，不堪忍受，竟跳了县城墙。三十年代横山著名才子汾阳师范毕业生雷云瑞也为烟毒所害，浑浑噩噩，为丐为僧，满腹才华竟一事无成。时横山有人给这些瘾君子进行形象总结，说他们是“三轻”、“二气”、“七片片”、“三人人”，即“走路脚板轻，鬼饭量轻，死下抬个轻；抽上洋烟浪气，少吃没穿淘气；指头烧成焦片片，头发擀成毡片片，脊背睡成直片片，后脑巴压成板片片，毛毡压成碎片片，盖皮袄露出脚片片，死后裹点席片片。银娃娃吸成金人人，金人人吸成鬼人人，鬼人人吸成死人人。”重读这些顺口溜，不难看出，时鸦片对人们的腐蚀毒害是多么触目惊心。
　　旧军队官兵同嗜，上下同吸，使军纪虚设，军心涣散，老枪失去了灵性。同治年（1868年）回军起义攻杀波罗，参将守备500营头均无斗志，回军烧掠抢杀，如入无人之境，军民殒难万余，波罗蒙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劫难。辛亥革命初李敬夫、王继成等起事，六天内就收拾了驻县的参将和中军守备。大清帝国八旗子弟虽然是气数殆尽，但确与这毒烟鸦片有直接关系。旧时县内有民谣：“前清参将古庙神，枉费皇上四两铜”即是对晚清兵无斗志的最好注释。“清朝一统天，盖世抽洋烟，男男女女都把烟灯点”。“道光登基十八年，全国吸起鸦片烟”。“我所畏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磁葫芦、竹杆杆、钢签签、钻鸡眼眼”（对列强侵略的暗喻）。“铜灯灯黑签签，一把钱买下一点点，洋烟枪闹翻了地和天。”“雷龙湾，水浇田，炕上睡些精不年。”“新开的好地种洋烟，追命鬼就在我跟前，洋烟开花倒搭钩，家家户户把锅扣。洋烟开花结锤锤，你才是哥哥的追命鬼。”“洋烟开花花、果馅馅油炸炸。洋烟下架架，皮袄烂褂褂。”这是当年横山以至全国种植罂粟、制作鸦片、烟毒肆虐、民受其苦、社会黑暗的真实写照。《横山县志》（民国本）中也有“青年嗜染偷惰以致倾家荡产为盗匪者有所多观”之记载。民国十七年、三十六年大旱，横山十村九散，虽是旱魔所困，然千里饿殍万户萧疏却与大种罂粟烟毒为害有莫大关系，旧时县内的司法档案中涉及吸毒贩毒引发的案件竟占全部案件的六七成，小小鸦片确使全县民不聊生，农无宁日，社会颓废，满目疮痍。
　　禁烟早为爱国贤哲所推崇鼓呼。前清翰林光绪末县令张祥龄在位时崇尚新风，力主禁毒，但因时世不济，张翰林的“讨烟毒疏”也只好在陈上之后，遭遇尘封。“刚明有断，劝民激励风俗”得名的民国第二任知事李世英，上任伊始也步趋张令“力事铲除”毒烟，民国元年（1912年）省都督府制定《禁种烟苗告示条例》，民国二年（1913年）省派大员协同地方官绅在榆林办理禁种事宜，农历5月，县境罂粟即将成熟之季，榆林禁烟委员师汝霖与巡防队高增道等率领四十多人横山县知事李世英又在横山召募了四十余人，组成了为数八十余人的铲烟队，于旧历五月十二在怀远堡阳鸿台受挫后到达波罗石坊湾、东白城台（今榆阳区巴拉素镇境内旧为县波罗堡治地）一线进行规模铲烟，遭到烟农围攻，五月十三日晨，乡绅怂恿，烟农联合“神团”，在曹二黑子的带领下尾随铲烟队到波罗后竟抬出土炮，鸣炮示威武力阻止铲烟。中午，出现手持马刀、赤臂坦胸纹身画符的神团队员，在“神武辅佑，刀枪不入”的的呐喊声中，与被激怒的烟民一道大打出手，惊魂未定的铲烟队退避响水后，还追至响水当场打死扬言要动武的铲烟队员6人，打伤十余人，李知事无奈之中，请乡绅曹子正出面斡旋，方以“不追究打死人者责任，在响水软禁李世英一月”并画押具结暂息了事态。九月时任陕西民国工兵营营长的井岳秀受命首次开拔陕北督办勘乱事后，“神团”被弹压，带头闹事的师凤仪、周三、白忠清、邵振清、王三达等被惩处，策划怂勇者却未曾触及皮毛。李世英也以“禁政无方”被撤职解乡，民国第一次禁烟竟以如此尴尬和流血的代价画上了句号。民国以后，军伐混战兵连祸结愈演愈烈，一度发布的禁政便成为空文而冰消瓦解无人问津了。陈树藩督陕后，大做鸦片生意，后因贩烟罪恶被揭，又以禁烟为名乘机敲诈百姓。民国六年（1917年），省派禁烟委员在境内以禁烟纳钱横征暴敛在县城枪打了雷龙湾高窑烟农高大茂，打残致死了纳林河的烟农雷聚桐。遭毒打、戴枷、站木笼示众者不计其数。但是第二年，省上又复放烟种，翻云覆雨以人民生命为儿戏。民国九年（1920年），国民政府又有令禁止，但军伐官僚，不弃聚敛横财之机，明禁暗举，禁而不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县政府成立了禁毒所，县长关瑞玑，曾把各堡镇的大烟鬼集中起来上操训话。民国三十年（1941年）县政府又成立了辑私队、戒烟局，零零散散地登记过几次烟民，收缴了一些烟具烟土，对烟商征收登记税，同时禁止鸦片自由贸易和加工，之后又设官膏局，实行鸦片专卖，对继续种植吸食的人给予拘禁和处罚，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烟毒泛滥的势头。至此贩卖吸食转为地下。一般是“禁者自禁，贩者自贩，存者自存，吸者自吸。无定河流域因种植时间长、烟毒流行广、民间储量大，一度曾按烟登记发证，有证者允许吸食，限期戒除；无证者严禁吸食。1942年后禁政一度吃紧。波罗军政曾重处了因吸食而发展到抢劫的无业游民张随随。县城枪毙了偷吸成癖、屡教随犯的李某某。县长王俊让、波罗镇镇长雷月德也曾积极禁了一阵子烟，并焚烧过一批为数很少的烟具，但因政治腐败、军伐贩私，就是这个禁烟的雷镇长被国民党驻波罗团副杜玉亭、军需魏怀义两个毒枭打得半死。李先保、刘克升因禁烟挨打又丢了保长。总体是禁政无方，形实不符，名为除害，实为害民。为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留下了便门佐道。石湾、波罗、韩岔，县城都发现过辑私人员横行街肆、贩吸者消遥法外、无辜良民含冤受罚的案件。
　　1950年中央政府发布禁烟条例，此时吸食者多为惯犯、无业游民、兵痞流氓，政府对吸食者进行受训登记和悔过登记，动员吸者戒除；贩者停止，存者缴出，违者不贷。干部雷厉风行，群众坚决执行。并通过揭发规劝会、悔过动员会、老年家属会等办法交待政策，深挖危害，受教育群众数万。并对重点对象实行“揭发、坦白、悔过、回家”；“顽抗、收押、逮捕、打击”的政策，孰促烟民自动前事作悔过登记，个别惯犯、毒枭受到了打击。1952年秋芦河川人民在新政府号召下大张旗鼓地“打苗子”，半月内，数千亩烟苗全部被铲。1952年后政府改造“二流子”，县城集镇集中了一批偷吸的瘾君子进行劳动改造，通过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创造了三年之内禁毒绝烟的奇迹，终使这个百余年来影响巨大的畸型形象销声匿迹。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受世界性的毒潮影响，毒烟鸦片又在横山死灰复燃，1997年以来，又有海洛因流入县内，同时产生了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吸食者。2000年县内还有一个村子大面积种植罂粟，种毒吸毒贩毒又呈滋生蔓延之势。鉴此，县公安局加大打击力度，迅速铲除罂粟1.9万株，非法种植及相关人员受到追究处理。到2002年初，全县涉毒人员仍达102人，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县上成立了禁毒委员会，县公安局组建了禁毒大队，禁毒工作以创“无毒害社区”为契机，坚持“四禁（禁种、禁吸、禁贩、禁制）并举，堵源截流，标本兼治，严格执法”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并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通过为期一年的重点整治工作，先后破获涉毒刑事案件24起，劳教戒毒20余人，强制戒毒15人，并在中小学中广泛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宣教活动，烟毒泛滥趋势得到有效控制，这股重新泛起的邪恶又得到了遏制。
　　此文为2004年国际戒毒日《榆林日报》征文。全文编入《横山县烟盐副食志》、《横山县公安志》。
　　　　
　　    柳登祥、刘子荣、何玉宝、张雄飞
　　　白楚荣、雷祥荣、康思智、吴巨良
　　　张翔宇、李荣祖、雷惠民、刘竞之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