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革命时期红军指战员的风采，这也是邵凤麟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邵凤麟（左）和警卫员。

　　“横山下来些游击队……”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信天游，将我们的记忆带回到上世纪革命时期前党和人民心连心、生死与共、鱼水情深的难忘岁月，也让那些信天游中的英雄风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邵凤麟就是其中一位。  
　　他曾参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西北抗日同盟军这支革命武装的开创。他是习仲勋在南梁小河沟一带创建庆阳游击队中，8人、3支枪传奇中坚实的一员。他曾任陕甘边区红军第二路游击师司令员（部队后改为陕甘边区红军第四路游击师）。为了配合红军主力，打通陕北、陕甘边根据地的通道，他曾带陕甘抗日红军义勇队配合红军主力参加过1935年安塞三寨、靖边镇靖、横山三皇峁、元庄窠和一打横山的战斗……  
　　邵凤麟，原陕西怀远（今横山）雷龙湾乡哈兔湾村人。作为党培养起来的一名优秀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在陕甘边根据地南梁中心苏区、南区、东区创建发展巩固中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陕甘边这块热土上培育起来的真正的人民英雄，也是“横山下来些游击队”的佼佼者！  
　　走上革命征程  
　　1903年11月，邵凤麟出生，不久后其父亲离世，母亲思氏毅然挑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邵凤麟8岁那年家道还算殷实，为避土匪，这年举家迁往本乡较为偏僻但丁壮皆有习武传统的魏梁居住，依仗祖辈留下来的80亩沙田勉强度日。邵凤麟11岁那年，亲自参加了爆发在他家门口的横山千余“神团”农民抗拒铲烟苗事件，此事件重创了官府，打死了4个役卒，撤换了怀远县知事。虽然邵凤麟仅仅是“壮营”，但是他看到了民众团结的力量。  
　　1918年，为邵凤麟与邻村巴兔湾大户女完婚。此时正值民国初陕北社会动乱无序，怀远尤甚，伊盟土匪卢占魁侵入家乡，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因此一些民间自保组织此起彼伏活动频繁。随后，在参与鲁炳业组织的村壮活动，与王府结了梁子后，邵凤麟与族弟邵占云、陈贵存、魏贵存、边维治等结伙逃难到甘肃西华池。3年后，邵凤麟把母亲和弟弟接到华池，择土地肥沃的小河沟老庄河居住。  
　　1927年、1930年高岗、刘志丹先后来到南梁堡、豹子川做群众工作，播撒革命火种。1930年夏，邵凤麟兄弟二人就秘密参加了革命，在刘志丹、高岗的支持下，组织了当地农民，拿起锄头、斧头冲进地主庄园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并取得了一些胜利。同年10月，邵凤麟和边金山、郑德明、王殿斌、王怀保、张殿成、贾生秀、贾生才等定居西华池的横山老乡一同参加了刘志丹的红军游击队，夺枪抗粮，抗衡强梁，邵凤麟总是一马当先。革命工作如火如潮，白色恐怖如影相随，为保密起见，他们在距小河沟20余里半山的槐树上挂上小红旗，经刘志丹等介绍，王殿斌、邵凤麟弟兄等举拳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地下武装赤卫军。1931年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堡地区，找到了在这里活动的刘志丹。邵凤麟在南梁参与了庆北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的接应。1932年横山人张东皎、高鹏飞、曹胜荣领导的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的力量，与陕甘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西北抗日同盟军，邵凤麟参与了这支革命武装的开创。  
　　1933年11月中旬，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进军南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这时起，邵凤麟在刘志丹、习仲勋等的影响下，正式投身了艰苦卓绝的根据地创建斗争。当时，习仲勋、张策等在南梁一带从事发动群众的工作，斗争形势十分险恶。为了安全可靠起见，他们就住在南梁小河沟老庄河邵凤麟家里，并以邵凤麟家为“闹红”的据点，逐步在每一村每一户开展革命活动。11月下旬，习仲勋在南梁小河沟老庄河一带创建庆阳游击队，杨培盛任队长，习仲勋任政委。刚开始时，庆阳游击队仅有8个人、3支枪，邵凤麟作为首批队员参与了庆阳游击队的组建活动。  
参加庆阳游击队后，邵凤麟跟随刘志丹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为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对南梁中心苏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杰出贡献。1934年秋季，邵凤麟任庆阳游击队支队长，成长为杰出的红军指挥员。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后，为了搞活经济，决定开放集市，发行货币。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造币厂就设在邵凤麟家中。  
渐成中坚力量  
　　1934年3月，邵凤麟游击队随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杨青川歼灭了张廷芝的一个连，又在三道川的中户沟岔，夜袭了国民党张廷芝民团的机炮营（兵工厂），缴获颇多。辎重包括枪械和修理器械，运往南梁堡不易，先在邵凤麟家存放。后来，原料设备和弹药又运在邵家。红军游击队经常来修理和补充，惠子俊研制的“麻辫手榴弹”等很多种颇具杀伤力的武器，诞生于此。邵家成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真正意义上早期的红军“军械部”。5月初，红军四十二师骑兵团、庆阳支队和保安游击队600多人在华池袭击了张廷芝楼坊坪据点、在庆阳元城活捉国民党第4自治区区长高明山、在赵梁子消灭国民党谭世麟部1个骑兵连、在合水西华池消灭国民党杨子恒部2个营和1个机枪连600余人。月底，红军开辟根据地10多个县，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8月，邵凤麟任庆阳游击队支队长，成长为红军的一名重要的指挥员。  
　　1934年9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根据《7月决议》关于“特委最近要用各种方法把洛宜游击队和鄜州游击队组织起来”和“责成第三路游击队于十月革命节恢复革命委员会”的精神，决定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派遣特委组织部长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并决定将领导机关设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小石崖一带，开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为了能够比较顺利地打开南区的斗争局面，张邦英从南梁出发时，挑选了邵凤麟率领的游击支队和小石崖民团起义武装（小石崖民团武装起义后来到南梁）的四五十名老战士为骨干力量，带往南区小石崖一带从事开辟根据地的活动。邵凤麟随同张邦英到达陕甘边南区小石崖一带后，发动群众，组建了中宜游击队，邵凤麟任队长，苏继堂任指导员，以小石崖为中心，在中部（今黄陵）、宜君、鄜县（今富县）、甘泉、洛川、耀县、淳化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扩大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加强建党建政工作，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以小石崖为中心的陕甘边南区根据地的局面初步形成。  
　　11月1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凤麟的老战友横山老乡贾生秀、边金山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与邵凤麟一起往西华池避难的边金山任副主席，郑德明任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邵凤麟继任军委保卫队长。为了活跃根据地经济，苏维埃政府决定印制发行自己的老布货币——“苏币”（群众称之为“苏票”），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与银元等值。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领导人对邵凤麟一家高度信任，造币厂就设在邵家。邵凤麟的弟弟邵凤来就是造币厂最早的工人。  
　　1934年冬季，国民党中央军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和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对陕甘边南区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围剿”。在激烈残酷的战斗中，邵凤麟带领中宜游击队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一次，中宜游击队在宜君建庄川的松树台一带被敌人重兵包围，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除少数同志突围外，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邵凤麟的亲密战友、中宜游击队指导员苏继堂同志身负重伤，落入敌手，壮烈牺牲。中宜游击队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是邵凤麟毫不气馁，继续战斗，不久又动员贫苦农民群众参加红军，恢复了中宜游击队，邵凤麟继续任队长，牛书申（开国少将，曾任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副部长）继任指导员。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陕甘边南区根据地的形势得到好转，逐渐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区、乡党政组织和部分临时县级革命委员会或办事处。  
　　回师南梁艰苦作战  
　　1935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陕甘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仅在南梁中心苏区，敌人从西、南、东等三个方面投入了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7个团、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4个团的兵力，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为了保卫南梁中心苏区，邵凤麟奉命率领游击支队回师南梁，投入了保卫南梁的艰苦战斗。  
　　从2月到4月，邵凤麟游击支队配合边区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的第二大队在老爷岭一线阻击敌人，白天他们在梢林里竖起红旗，晚上就在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不断袭击敌人的驻地，造成了红军主力在老爷岭一带据险抵抗的假象，使敌人主力在老爷岭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有力地掩护了在陕北作战的主力红军。3月下旬，邵凤麟的陕甘边保卫大队、庆阳游击队配合骑兵团于悦乐、黄大原全歼国民党马鸿宾部1个连。4月上旬，在庆阳六寸原与国民党军三十五师交锋。4月14日国民党马鸿宾部获悉红军主力北上的消息后，倾巢出动，占领了南梁的荔园堡、二将川一带，邵凤麟率领庆阳游击队与赤卫军掩护习仲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安全转移。邵凤麟成为南梁保卫战的主要指挥员。为此，在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在敌人那里，邵凤麟的头，悬赏价提高到2000大洋。  
　　陕甘边东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南梁暂时失陷后，为了克服困难，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邵凤麟率领游击武装配合红二十六军骑兵团东进宜川、韩城、郃阳、白水、蒲城一带，截断咸（阳）榆（林）公路，牵制延安敌军，配合主力红军在陕北作战，巩固南区，开辟东区（红宜）根据地，利用敌人空隙，深入敌后发展游击队，筹集经费和物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歼灭地主武装，砸乱保甲制度，造成敌占区社会秩序的混乱。  
5月初，邵凤麟按照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部署，深入延安敌占区一带，组建了肤施（延安）游击支队，任支队长。为了配合骑兵团打击敌人，邵凤麟带领肤施游击支队多次作战歼敌。后骑兵团奉刘志丹命令北上延长，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此次东进行动，骑兵团和邵凤麟游击队共缴获500余支枪，邵凤麟游击队补充100余支，为东区游击队大发展准备条件。  
　　骑兵团走后，邵凤麟率领陕甘边东区游击队继续坚持开辟东区根据地的斗争。为了加强东区的工作，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立即派马文瑞带领呼志禄、张彦福、许克昌等同志，还有陕甘边区红军干校的几个干部，并带了一支30多人的警卫队，赶赴东区，领导东区根据地的开辟活动。  
　　在邵凤麟游击队的配合和帮助下，马文瑞深入广大农村，建立了赤卫军、游击队和游击小组，打击反动势力，摧毁保甲组织，成立了赤川、红宜等县、区、乡革命委员会。7月，宜川游击队第十、第十一、第十三支队和延长第十八支队、延安第四支队、甘泉第六支队共600余人，合编为陕甘边区红军第二路游击师，邵凤麟任司令员，杨凤岐任政委，辖7个支队。该部后改称陕甘边区红军第四路游击师。7月，陕甘边东区在临镇召开了东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马文瑞当选主席。会后，与会代表在一起照了相。那时，东区根据地范围东至黄河西岸，南至韩城以北，西至洛川一带，纵横百余公里，人口10万，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邵凤麟领导的红军游击师就是这块红色区域的最主要武装支柱和斗争基础。  
　　1935年10月，“左”倾错误肃反的阴云笼罩陕甘大地，邵凤麟如同陕甘边根据地的其他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受到了错误关押。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制止了错误肃反，邵凤麟在被关押20多天后得到平反释放，并被重新分配工作。  
　　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党中央将陕甘根据地的地方红军陆续整编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以及6个独立营和10个游击支队，邵凤麟带领过的第四路游击师的大部分人员被编为红二十九军第二五六团，少部分人员编为宜川独立营。这时，邵凤麟被派到陕甘根据地南线洛川一带，担任兵力达300多人的红军第六游击队支队长，主要任务是抗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的进犯。1936年4月，邵风麟在洛川县（具体地点待考证）保卫南区的一次战斗中左腹中弹，被组织上送回南梁小河沟老庄河疗伤，他的警卫员刘大峰始终被派在家中照料着他。其间，邵凤麟还在宣传革命，当地政府还派人代理农务。1938年延安的八路军后方医院成立时，邵凤麟肺部感染，病入膏肓，时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和陕甘宁边区书记高岗看望了邵凤麟。1939年春，邵风麟伤重不治，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