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升

      1946年10月13日(农历9月18日)，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将军率保安部队及骑六师(二十二军)驻横山的一部共约三千人，以波罗、高镇、石湾为重点，同时发动起义。使横山全境，榆、米的镇川、龙镇地区共11万人民脱离黑暗，走向光明大道。列为全国四大起义部队之一。当时我方张家口北线一带，战争正在失利，因而，起义意义非常重大。党中央和毛主席评价极高。 
      胡景铎系黄埔军校学生，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人。在国民党十七军高桂滋部曾任团长。由于作风民主，带兵如亲，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被嫌疑通共，迫而请长假回家。胡带家眷离开部队后，不日，上至副团长、营长、连长，下至班长、士兵，尾随者二、三十人。白天在老家起伙，晚宿胡家私立的“立诚中学”。1944年秋季，其五兄胡景通(景铎为六)，升任二十二军骑六师师长，由蒲城“师管区”补充三百新兵。胡景通派三个连的干部去接这批新兵。(我任排长)不久，胡景铎被任命为“陕北保安副指挥官”兼接兵总负责人，他带领追随人员与我接兵部队同住蒲城县贾曲镇。胡景铎在榆中高中毕业，与我有半年同学之情，对我不以外人看待。新兵接回后，前任队长吴保善犯法撤职，委我代理队长(连长)。1945年春季，胡景铎携家眷率领新兵部队返横，途经甘肃、宁夏、内蒙三省，四十二县，为时四十三天才到达防地波罗。1946年春，胡景铎派我赴高镇保九团分团部做联络策反工作。三月间中共西北局处长范明同志化装为“杨先生”经高镇在我室住宿三天，由我陪引查看部队驻防及“前川”一带民情生活，第四天派兵一班，护送波罗。 
      胡景铎与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既同乡，又同学，关系密切。曾派地下党员姚绍文、刘永茂，打入胡部任要职，姚为大队长，刘为参谋。1945年冬季，绥德地委又派统战部副部长师渊(胡的同学)暗赴波罗协助准备起义工作。范明到波罗后，于1946年4月成立“军官训练班”专门培训起义骨干。范与师及我方派去的一批人员，先参加受训，以后均任教务。于此同时，各地均有负责人筹划起义工作。波罗除胡直接指挥外，还有李子英、刘永茂，魏茂臣(均营级以上官佐)等；高镇有二大队长吴风德主持。经胡七月间视察动员后，副团长秦悦文亦表同意；石湾有胡的前任营长张亚宏(现任大队长)，现任团军需主任范止英，队长许秀岐，力量更为雄厚。一切具备后，胡下令于农历九月十八日同时起义。并通电全国，痛斥蒋介石黑暗独裁。越二日，各地起义部队，集中武镇整编。经月余待命，西北局派贾拓夫主任，绥德军分区派王政委，三边军分区派曹又参旅长参加起义整编典礼。绥德文工团负责人给胡披红戴花，四名演员将胡高高举起，盛况空前。这支起义军整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官兵均佩戴起义纪念章)胡景铎任师长，范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师源为副主任，李振华任参谋长，姚绍文为副参谋长。下辖三个团，一特务营。第一团长张亚宏，副团长张午。第二团长吴凤德(后魏茂臣接任)副团长左文辉。第三团长杨汉山，(骑兵)特务营长杨显成。团的副职，包括副团长，团参谋长，团政治主任均有西北局派遣。解放区人民非常爱戴这支起义部队。清涧、延川一带老乡驮着猪、羊、鸡肉三百余里赶来慰问。特别感人的是每一连队送来一斗南瓜籽，每一士兵，三条“三鹿牌”香烟。不久，部队奉命开回革命圣地延安。途经绥德时，又被军分区和专署领导人留住一周。开了万人欢迎大会，文工团出演了优秀节目“白毛女”。官兵看后，义愤填膺，群情激昂。“打回老家去，解放大关中”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抵达延安郊区的“李渠”、“桥沟门”村时，沿路人民夹道欢迎，人山人海。起义官兵身上插满了花朵。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开着大卡车把团级以上军官先接回。毛主席于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了营级以上官佐；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营级以上均为中共党员。接见时，毛主席说：“胡景铎将军率三千健儿起义，为全国四大起义部队之一，与东北潘朔端(一个师)起义一样光荣，对解放大关中将起决定性作用”。连级以上官佐由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在中央交际处礼堂接见，并都讲了话。我当时为“三人速记”之一，任务是由三人迅速将“讲话”记下来，最后整理成一字不漏的材料。未能熟看两位领袖的神采，引以为憾。记得朱总诙谐的问胡师长：“六弟，你们家产是庄里镇的半边街，有多大剥削量?”胡答：“我家不仅是庄里镇，而且是富平县的首户地主，听母亲说，佃户夏天缴小麦，秋天缴玉米，每年两茬地租，因我多在门外，数量记不清。”排级以上军官，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马明方，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杨明轩、李鼎铭等首长接见，并都讲了话。全师排级以上官佐，由西北局、边区政府宴请，部、厅长级的领导人作陪(有鲁直、谢怀德、吴生秀等)。对起义官兵在延安街上购物、理发、洗澡、进食堂，凭据一律半价收费。春节过后，原安排起义部队，集中甘泉县的“清泉沟”整训。那里有三五九旅打好的几百孔土窑，足以安置三千人居住，并有大量的“地窖”白萝卜作蔬菜。四七年农历二月间，胡宗南大军进犯延安，我部于七月由清泉沟出发，经富县、直罗、太白向陇东挺进。曾配合友军在“西花池”歼灭胡宗南一个劲旅。从此，转战于陇东和小关中一带，迂回反复，行程万里。(上至陇东环县，下至关中赤水县)四月间解放了旬邑县城，拔掉了“土桥”敌顽据点，消灭敌正规军一个营，生俘敌专员一个，县长二人，乡、镇长四十余人，地方武装约四百人。六月间，奉命与警二旅、警三旅合编为第四纵队。(等于军)，司令员王世泰，副司令员胡景铎，隶属第一野战军。部队从延安出发时，副师长范明南调，遗缺由杨拯民(杨虎城长子)接替。第一次打榆林时，胡景铎调离另用。1947年夏胡、马匪军以十几个精锐步、骑旅从四面堵截、尾追我部，大小战斗十七次。槐树庄战役时，因叛徒泄密，惨遭三天三夜吃一餐，六天六夜未合眼的困境，被迫由十几丈石崖跳下逃生，直至“马兰”脱险，我也是其中幸存者之一。该年秋我调任师供给部粮秣股长，(副营级)专打前站，为部队筹粮。1948年“西府”战役后，请假省亲，被中共横山县委留在县政府工作。迄今50年过去了，因十年浩劫，对生育之地，愧无多大贡献。在部队期间，我曾立三等功两次。第一次是武镇驻防时，高乐天(当时任师部副营长，正团级)、乔国俊(营级参谋)，拉拢二团二营营长高应(土匪出身，张廷芝的内弟，起义时的假积极由中队长升为营长)，率部投敌。被我方察觉后，高乐天、高应潜逃，乔国俊被捕法办。高乐天路经党岔，引诱我驻军一个连的两个排长率部赴榆林投敌(这两个排曾是高的部下)。连长王正中心急如焚，连夜派心腹求救。师部接信后，胡景铎、范明、张亚宏立即命副营长朱有才和我每人带二支驳壳枪三百发子弹于两小时内，必达党岔抢救(四十华里)。我俩一路小跑，准时到达。朱是老八路，能征善战，我颇具敏捷应变能力。到那里我们集合队伍，声言师部派我等给官兵发饷(工资)，必须点名面领。籍机逮捕了两个叛逆排长，四个班长。然后又一路小跑，四个小时内往返八十里路，安全带回一个连。在军人大会上，我俩被宣布各记“三等功”一次。又一次是47年陇东店子塬战斗中，副师长杨拯民命我十五分钟内，给一团送一个急信。我以十二分钟八华里的行程速度完成任务。该团抢先上塬，把一营敌人压于塬下沟内全部消灭。我达目的地时，口鼻出血，昏迷倒地。被师部再立三等功一次。